[高谈阔论] 钱学森的"社会良心"兼论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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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社会良心 ——兼论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钱学森作为我国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关于他的赞美之辞已不可胜数，但本文试从他在大跃进中以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科学家”身份，极度不负责任的鼓吹“亩产万斤”及其后来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闹剧，对其社会良心提出质疑，并论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必须要有“社会良心”，扬其人格中“善”的一面，而抑其“恶”的一面。

《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意思是说，每一种生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职责。在人类社会，当国家受到外敌的侵略时，军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当一个社区不幸失火时，消防人员也必须奋力抢救受害人的生命和财产。做不到这些，就是失职渎职，轻者要被开除，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科学家的责任，除了在实验室中从事自己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代表科学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可包括钱学森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仅指一大批，而非全部）做的如何呢？
一、钱学森生平介绍
为了更好地了解、评价钱学森，我们有必要对其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 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5年历经波折后回国。 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 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５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４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６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１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受到我国三代中央最高领导的多次接见和宴请。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客观地说，钱学森几经阻挠最终回国，其精神令人服膺，回国后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功亦不可没；而同时人民也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但正是因为这种传奇式的经历被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光环，他也“顺水推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才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二、关于“社会良心”和“社会的良心”的阐释
在西方，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这就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知识分子在西方“是社会的良心”，到在中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所谓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所谓“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探求真理，而他们的本能就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思辩，对社会现象做出道德的判断。“社会良心”不同于“社会的良心”，它是指一个人，一个团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没有社会良心，当然就不会成为“社会的良心”。
虽然“知识分子”的概念尚且没有人人认可的内涵，但没有人会否认钱学森委员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那么，接下来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钱委员有“社会良心”吗？他是“社会的良心”吗？与钱委员相当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有“社会良心”吗？他们配作我们“社会的良心”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也就十分严重。

三、钱委员的“亩产万斤”与饿殍遍野
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巅峰年份。时为学部委员的钱学森在全国一片热火朝天、干劲冲天的热烈氛围中也不甘落伍，作为新中国有头有脸的“大腕”知识分子，难以表达自己的共产主义热情，他“也想说两句”。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而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于是钱委员自问自答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 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好家伙，农业都与“力学”这么深奥的东西朕系起来了，谁还敢有半分怀疑)。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毛泽东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钱学森可能并没有错。植物如果能够利用太阳光能的30%，并且植物五分之一是可食用的粮食，亩产量确实可能达到五万多斤。但在现实中，即使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这两个“如果”也是明显不可能的。而放在1958年、 1959年那个已经危机四伏、饿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无疑于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钱学森先生在五十年代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中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先生回国的目的不外是报效祖国，那么他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干这种今天看来如此愚蠢的事情呢？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也应该知道把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应该是多么的不可能吧？更何况，从“前年卖粮用萝挑”猛升到“今年汽车装不下”，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了。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受到麦卡锡反共狂潮的迫害，回到中国后，又耳闻目睹反右运动的残酷激烈，这些，对他不可能毫无影响。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把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之前，应该是其社会良心丧失的主因。除了钱学森，还有一个在“大跃进”运动中丧失了社会良心的是第一届学部委员、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中国平民死于饥饿，我们无法计算其中有多少是亩产万斤理论的牺牲品。今天看来，“大跃进”运动的实质就是愚昧，而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人，也就是那些学部委员们，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承担“社会的良心”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来使这种愚昧的行为变本加厉，使愚昧行为穿上“科学”的外衣。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主动抛弃自己社会良心的学部委员还是极少数的。但绝大多数的学部委员却通过沉默，被动地支持了这些丧失良心的人，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钱学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却选择了说假话。其他学部委员应该说真话，但他们却几乎全都选择了沉默，而这也正如我国学者张舒屏先生所讲形成了主流文化的缺失。

四、“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闹剧
“大跃进”象一场噩梦，终于伴随着中国老百姓饥饿的记忆渐渐隐去，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也很少再谈论这个话题，钱学森也步入古稀之年。但可惜的是这位老人似乎并不甘于寂寞，他又一次以自己出人意料的举动勾起了人们痛苦的回忆。如果说“大跃进”中他还有些“迫于无奈”的话，下面这个例子不知又该作何解释？
八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叫唐雨的几岁的小学生，他有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这个新闻当时轰动了全中国。不久，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手用嘴用身上的任何部位认字的特殊功能者，这些特殊功能者都是些小孩子。这件事惊动了北京的科学界，同时“也”惊动了我国科学界“泰斗”级的权威人物钱学森，他相信有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特殊功能者，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并且，还当了主席，写了一本《论人体科学》。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群科学家针对这些小孩的特异功能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自然科学》上。他们用最先进的磁场理论，共振原理等等证实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跟普通小孩的磁场不一样，证实了他们有能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当然，这些耳朵能认字的小孩后来被别人一一地指出了他们认字的骗局——他们只是懂一点魔术而已。
这些几岁的小孩骗了我们中国最高等学府的科学家近十年的时间，花了国家大量的经费，而这其中，钱委员竟做了“研究学会”的主席，研究一个连三岁小孩都骗不过的谎言的真实性！70几年的人生阅历，“大跃进”后30几年的荏苒光阴，应该说历史老人给了他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进行反思，他怎么甘心再一次上演自己不该去演的闹剧？钱委员真的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良心？可他本应是我们“社会的良心”！

五、社会良心与金钱的较量
钱学森只是我国诸多知识分子较为突出的一个，揪住他一个未免会犯人身攻击的嫌疑，下面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基因皇后”裙下的中国院士。2000年8月2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基因组北方中心主任强伯勤代表国家在北京长城饭店接受了被中国媒体誉为“基因皇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陈晓宁教授的捐赠，同一天陈被聘请为国家基因组北方中心分子细胞遗传实验室主任及教授。据说当时陈捐赠的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尚无法估量的人类基因克隆库。国内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不过，这出闹剧只上演了不长时间就被旅居美国加州的一位学者方舟子给戳破了：这个“基因皇后”实际是美国大学的一个实验技术人员，她带回去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尚无法估量的基因库”实际上花个几千美元就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买到，其真实目的是要为自己的公司造势以便进入香港的股票市场。而闹剧中那个“代表国家”接受“捐赠”的院士强伯勤还担任陈晓宁的“博宁基因公司”国内顾问团首席成员，名列第二的是另一名院士吴旻（尽管吴后来否认与“博宁”的关系，但已是丑剧败露之后好长时间了）。博宁公司国内顾问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金力教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沈岩博导；北京大学的丘镜滢、陈珊珊、戴灼华博导；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方福德、蔡有余博导等等，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如落冰窟。如果不是方舟子“多管闲事”，恐怕这些人早已成了亿万富翁。另一个是震动世界的“核酸营养”骗局。几乎与“基因皇后”闹剧前后脚，中国大陆猛然间刮起了“吃基因补基因”风潮。印有38位诺贝尔奖得主肖像的核酸营养品广告铺天盖地般地充斥中国的各大媒体，不明就里的老百姓象着了魔似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去购买价格昂贵的各类核酸营养品，其中以“珍奥核酸”最火，它的营销点刹那间遍布全国。2000年10月，卫生部在青岛召开“2000年中老年保健国际学术论坛暨中国保健品国际博览会”，“珍奥核酸基因营养素”获得唯一的金奖。次年元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让生命核酸造福人类——记我国著名基因科学家、大连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崔秀云教授》。在这篇采访报道中，这个著名的 “基因科学家”竟然得意忘形地把自己“发明”的“生命核酸”吹嘘成当年秦始皇到处寻找的“不老仙丹”。与《光明日报》署名文章发表的同一天，还是那位旅美学者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文章，“新的商业骗局和新的‘基因皇后’”，撕下了这一骗人面具。参与此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树政竟然在“核酸营养”的研讨会和听证会上公开为“核酸营养”辩护。

六、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矛盾与困惑
从50年代的大跃进，到21世纪的两起特大科技欺骗案，中国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表态，没有站到正义的一边，没有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还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使本来非常愚蠢、简单的把戏变得错综复杂，高深莫测。为什么科技行骗在中国这么盛行？为什么科技骗局在中国容易得逞？因为中国的院士没有社会良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扶弱济贫，这些不应该是科学家的基本道德吗？退一万步讲，一个人也应该懂得知恩图报吧？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还知道，他们受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为朝廷尽忠。也是2000年，针对有些人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势炒作“核酸营养品”，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柯林斯公开出面，抨击这些商业阴谋，要求美国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向公众传播关于基因的知识。在欧美社会，伪科学之所以站不住脚，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凭着自己的良心，敢于、勇于出头露面，表明立场。可看看中国，象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享受着人民给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享受着只有极少数高级官员（其实人民同时也赋予了钱以高官职位）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可他们却在迷信盛行、狂魔乱舞之际，装聋作哑，甚至推波助澜，参与其间，从中谋利。
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作为实行研究生招生差额复试的第一年，关于抨击导师作弊的言论时时现诸报端、网页。教育部（也是）一帮“知识分子”的改革可以说是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事先没有试验，也没有任何相应监督措施出台，给一些本就没有“社会良心”的导师进行“近亲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想想一些考生为此成了牺牲品，而同时这些导师又昧着良心侵蚀国家的精英教育，着实令人深感忧虑。钱学森归国之前，美国海军部次长金波尔上将曾说：“钱学森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走！他知道得也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确，以钱学森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来说是能够“抵得上5个师”，但又有谁能说以他的地位和能力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不能“抵得上5个师”呢？对其贡献固然要予以肯定，对其人格上的缺陷却也不可视而不见。这也是包括钱学森在内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矛盾与困惑，而世事沧桑，更为客观的评价只能留给历史与群众。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胡士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2、《论人体科学》，钱学森等著，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